我的父亲是韦加宁，生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工作。

我的同事一直认定我是半个手外科医生，觉得我一定得了父亲的真传。其实，他在家里很少说专业上的事。他对我从医的影响更多是精神层面，而非技术层面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选择了脊柱外科领域最难的脊柱肿瘤专业，跟从党耕町和刘忠军教授不断精进手术。

父亲救治的病人大多是穷苦的农民和工人，他毕生努力用自己的技术力挽病人的手部功能，拯救一个个家庭。

我服务的对象是绝望的肿瘤病人和他们的家属，我希望通过我的专业技术，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争取最大程度的幸福和安慰。

我想，正是父亲的精神一直支持着我克服脊柱肿瘤治疗中的种种艰辛。

少年往事：磨难让他体恤病患之苦

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有多了不起，只知道在医院无论他去哪儿，总是被一层层的病人围着。下班后甚至有病人追到家里来问诊，父亲总是耐心地接待。妈妈心疼他的身体，没少为这事争吵。

他便宽慰我们说：“这些手外伤的病人都是家里的劳动主力，伤后功能不好无法工作，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。我只不过是少休息一会儿，但却可以挽救一个家庭。”

我曾经看见一位老人找到父亲，颤颤巍巍地从旅行袋里掏出一个用许多碎布头缝成的布袋，里面装着一点小米、一点黄豆和一点花生，来感谢父亲对他儿子的救命之恩。他看得出，这是他能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。

学生时代的父亲

父亲对病人的仁爱源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。

我的爷爷是广西有名的中医，是广西中医学院的院长，曾经家境殷实。解放后，土地改革时家乡容县要揪斗太爷爷，而太爷爷突然猝死，于是要爷爷回来顶替挨批，爷爷因此被劳改了好几年。

那时奶奶在梧州市政府当会计，靠每月二十多元工资养活她和两个儿子。奶奶身体不好，父亲每天买5分钱的肉，剁碎了蒸给奶奶吃，而他和他年幼的弟弟站在一旁看得垂涎欲滴。

他没钱住校，每天要步行十几里路到梧州中学读书;没有钱交伙食费，他就谎称有病到医务室开证明，这样可以买便宜一些的病号饭——稀粥。

上高中以前他没有穿过鞋，一直是光着脚上山下山跑步踢球。他穿的衣服都是奶奶的花布衫改制的，布料虽然用黑颜料染成黑的，但黑色里面仍隐隐地透着花纹。

他们一年里要搬好几次家，每次搬家都是父亲一个人用他瘦弱的肩膀挑着他们全部的家当——一头是一口缸，另一头是两块木床板。

为了帮助奶奶支撑家里的生计，有时放学以后他还要挑着担子去卖柚子，把卖柚子剥下来的皮拿回家去，用盐水腌了做菜吃……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3年，爷爷被解除劳改，并恢复了中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为止。

他常说，只有经历了人生的跌宕，才能体会底层人民的绝望。

他的病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劳动者，在北京等候住院花费大，这期间如果回原籍等病床再返京住院，路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因此有些手术父亲就用业余时间在门诊做，这给病人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手术费用。

对于门诊挂不上号的病人，他就让病人留在最后给他们看，一视同仁地边讲边画图。他对有的病人说：“如果你不能在这里手术，拿着这些图去找当地的手外科医生，让他们照着这个图做手术也可以的。”

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病人，付不起医疗费怎么办呢?父亲有个特别著名的比喻：有钱的人盖金房子，没钱的人盖草房子，但都能遮风挡雨。

他说：“医院是公共资源，不能免费给病人治病，但我们医生应该掌握不同的手术方法，因地制宜地为病人争取最大的功能恢复。”

或许正是这种被需要、被尊敬的感觉，让我从小就想做一名医生吧。

人生顺逆：均以阳光心态面对

父亲和童年时期的我

从小学开始，别人问我将来要做什么，我便会说想做外科医生。

但是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因血尿2次休学，当时给我下的诊断是IGA肾病。我真是沮丧，连体育课都上不了，将来怎么胜任医生辛苦的工作呢?

母亲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她对我未来的设计是读卫校，毕业后在医院的挂号室工作，工作清闲些还能守着医院。

父亲没有这么悲观，只是说：“各行各业都有可钻研的东西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干一行，爱一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他以自己为例，说他读书时原本想做内科，是我外公外婆看他动手能力强建议他做外科，他才来到积水潭医院的。

不知道是母亲的淡然激发了我，还是父亲的乐观鼓励了我，后来我如愿读了医科大学，父亲和我的交谈中也多了一些医学话题。

那时校园流行“出国热”，父亲便嘱咐我：如果想做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，没有比留在国内更合适的。医生是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路，一定要耐得住寂寞，吃得住辛苦。

父母初到积水潭医院

他说医院里总是有帮派的，他作为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毕业生，最初在北医的圈子里是受孤立的，总是被排去转急诊，没机会和师父学手术。但他没有怨言，就在急诊摸爬滚打，练就了“一身的好功夫”。

我当住院医师那会儿倒没有受到这样的“待遇”，不过遇到少见的手术大家都抢着上，我经常只能站在三助的位置上，术野看不清楚也没关系，我就站在器械护士对面帮她准备工具。

久而久之，我不仅熟悉了手术器械，而且知道了主刀医生使用工具的习惯;时间再久些，我还对比出不同主刀医生在处理相同情况时的不同方法。这对我后来自己主刀的帮助特别大。

手术记录：从手绘图谱到拍摄幻灯

父亲不仅手术做得好，他手绘的手术图谱也成为医生学习的教材，很多人看着他画的手术过程就能学着做手术。

父亲的绘画启蒙老师是我外公。外公李赋京1920年至1930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。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，最后任教于同济大学做组胚、解剖学教授。

外公画得一手好素描，给学生上解剖和组胚课时，他亲自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图，这给父亲极大的震撼。

父亲下乡前临摹的解剖图谱

父亲练习绘画的起源可能始于上世纪60年代，那时他服从组织安排下乡参加医疗队。当时父亲还是住院医师，他不知道下乡后是否还能返城，心想可能要一辈子留在乡下做赤脚医生了。

在农村做手术没有老师可以请教，就只能依靠解剖图谱了。但是图书馆的书不允许长期借阅，于是父亲就用3个月的时间把整本图谱临摹了下来，由此奠定了他绘画的基础。

积水潭医院有画图做手术记录的传统。父亲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着自己写手术记录、画手术图谱的习惯。一天的手术他经常要画到深夜。

他有时会告诉我一些绘画技巧，有时会拿出他不同年代的画对比，说他的表现手法在进步。我因此也学了一点钢笔画技巧，但是钢笔简笔画不太适合反应脊柱肿瘤手术，我便逐渐摸索出自己记录病例的方法。

我会收集每一个脊柱肿瘤病人的影像学资料，对复杂的病例更会拍摄大量的术中照片，术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汇总成幻灯，对术中照片做详细的标注。在此之后，病人的每次随访资料我都追加在这个幻灯里面。

这个习惯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，我熟悉这些病人的病情和治疗经过，对术中照片做标注就是对手术的回放，是印象加深的过程，许多技术改进的灵感就是在制作幻灯的时候产生的。这时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坚持不懈绘制手术图谱的真意。

病中坚持绘制图谱的父亲

父亲生前完成了《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》一书。我也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将来出版一部脊柱肿瘤手术的病例集。

医学训练：生活处处是操练场

父亲在家里从不讲什么医学知识。但却在生活琐事上告诉我一些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，比如吃饭要快，上厕所要快;再比如，不要以为手术只有在手术台上才能训练，平时做饭、做家务也是训练。

父亲做饭不仅好吃，而且快。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要做什么饭菜了。回家后先淘米蒸饭，然后再洗菜炒菜。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大程度的统筹优化，这不是和手术一样么?

从小我家灶台上的油、酱油、醋、料酒和香油瓶子的摆放顺序就是固定的，父亲说这样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拿到不会弄错。小时候我挨打次数最多的原因就是用完东西没放回原处，他说找东西最浪费时间。

这些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，让我如今在手术台上十分受用。比如每次做脊柱肿瘤大手术前我都会做详细的手术计划，不仅有细化的术前准备、手术步骤和所需工具，甚至详细到我要在手术台两侧轮流操作时，如何设计流程能让我改变位置的次数最少;再比如，我会在助手打螺钉的时候，预先测量连接棒的长度，剪棒，预弯，让整个手术无缝衔接。

父亲在家中阳台的工具间

父亲在世时依然在使用的自制电风扇和给我做的捉蛐蛐的笼子

父亲手巧，家里有很全的钳工工具，他用这些工具来做康复支具和孩子们的玩具。

他的病人做完手术并不是治疗的结束，后期的康复训练也特别重要。为此，他自己设计康复支具，先在家里做出样品，给病人试用合适后再拿到医院的支具室或者工厂生产。

另外，做钳工活对于他也是一种放松，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会做些钳工活，只是段位差得远了些。

最好的纪念：传承父亲的精神

父亲去世之后，我没写过纪念他的文章。起初是痛楚，随后是不知从何写起，如今记忆的闸门打开了，发现父亲的精神、言语其实早已渗透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

我曾因为工作的压力不想要孩子。在40岁的某一天，我突然想到，只有把父亲教给我的这些人生道理传下去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，于是有了我可爱的女儿。

在这次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我负责全家人的伙食。一天晚上我做了很丰盛的饭菜，但女儿吃得很慢，好像不饿的样子。于是我对她说：“爸爸给你讲一个爷爷小时候的故事吧!”

“爷爷上高中那会儿在学校食堂吃饭。10几个学生坐一桌，桌子中间只摆着一盆米饭和一盆菜，学校要求学生只有吃完了一碗才能盛第二碗。他们男孩子饭量大，都希望能多吃一些。”

“爷爷就想了个能多吃的诀窍，叫‘一平、二半、三压满’。就是第一碗盛得平平的，吃完之后赶紧盛第二碗;第二碗只盛半碗，这样能够很快吃完;盛第三碗的时候，使劲儿把饭压得满满的，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吃了。”

女儿一边听，一边加快了吃饭的节奏。故事讲完的时候，她的一碗饭也吃完了。爷爷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慢慢地变得具体，已不再是那个远远的住在天堂里的爷爷了。

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讲更多爷爷的故事给她听，相信她会和我一样受益终生。

韦加宁教授简介

韦加宁教授

韦加宁教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原手外科主任，是白求恩奖章、“人民的好医生”奖章、全国“5·1”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
他潜心于手外科的研究和发展，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同体异位断足移植手术，创造性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同体拇指移植手术，率先在我国完成了周围神经损伤束间移植、电烧伤前臂血管移植、断指再植等一系列手外科高难度手术。

他从医40多年完成了5万多例手外科手术，还结合临床实践参加了28部医学专著的编写工作。他在身患重病的时候，仍争分夺秒地编辑绘制手外科图谱，在2003年4月14日去世前3天，完成了《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》的绘制出版，为医学事业奉献了一生。

作者简介

韦峰副教授

韦峰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、副教授

专业方向：

脊柱肿瘤，脊柱外科

学术任职：

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委员

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

AOSpine Knowledge Forum Tumor会员

中国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骨肿瘤专业组副组长

AO国际脊柱外科学会会员，中国区讲师

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

北京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学组委员